张欣、胡安江：甘为译事负韶华——胡安江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访谈者于11月发出邀请并整理出访谈问题，并于约定时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简称“川外”)与胡安江教授进行了1小时30分钟的访谈。胡教授自本科起接触翻译行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的院长，他不仅在翻译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还在翻译教学与专业建设上见解精辟。胡教授引经据典、入木三分的阐发贯穿访谈全程，其专业素质与译事热忱令访谈者深感敬佩，其扶助后学的无私精神亦使访谈者心怀感恩。
与胡教授商榷调整后，本次访谈内容形成三大议题：译者生涯、授业解惑、专业建设。相信通过阅读上述议题下胡教授的妙语连珠，读者不仅能了解其从业经历、教学理念与研究抱负，更能体认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的协同并进，体悟翻译教学、专业建设与时代更迭的渗透交织。
一、译者生涯
张欣：开宗明义，首先想要请教您，您是如何定义“翻译”的?
胡安江：“翻译”很难被全面彻底地定义，其内涵、功能和价值会随着历史时代的嬗变与解读主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我这里只谈对翻译的个人理解。197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大学教授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学术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对翻译概念有所阐发。斯坦纳认为理解即翻译，我对此深表赞同。翻译的实质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相互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桥梁。
张欣：您是从何时起开始进行翻译实践的?有过哪些方面的翻译实践经历呢?
胡安江：从本科二年级起，我便开始接触翻译实践。每当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接触到优美的英文语篇，我便与同学将之试译，之后反复打磨译文，并向杂志社投稿。当时的我们只是大二的学生，故而并非每次投稿都一帆风顺，但这段翻译启蒙经历的确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让我获益良多。本科毕业后，我受聘成为重庆一家电子制造公司的兼职译员，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从事口译、笔译和外贸谈判工作。后来，我逐步从翻译文本转向翻译学术文献。我于2009年主译了《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Are We There Yet? The Intersectional Future of Feminist Naratology”)。这篇文章是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域的重要文献之一，作者为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苏珊·S.兰瑟(SusanS.Lanser)。回首过去，我零零散散地从事过一些语篇翻译，语篇类型不一而足、五花八门，包括文学文本、经贸文本、旅游文本与学术文献，但对于每一次实践经历，我都视若珍宝。
张欣：这些翻译实践经历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您对翻译的感知与理解?
胡安江：这个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第一，当我切身投入到各类翻译实践中时，我直观地感受到了译事之难，从而对翻译名家名作心存敬意。第二，我也真切领会到关注翻译交际功能的重要性。换言之，译者在翻译中需要具备市场意识与读者意识。譬如，我刚刚谈及自己读本科时将译作投给杂志社的经历，如今看来，当时的我或已具备懵懂的市场意识，但在读者意识的把握上经验全无。事实上，一部翻译作品的立足与传播离不开读者的接受，读者意识缺席的译作很难被认可。第三，上述翻译实践使我明白，一部译作的质量不只取决于译者的母语能力和外语水平，更离不开译者对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深刻认识。第四，译者应当具备自我提升意识，以成为具体领域的翻译专家为追求，不能单纯地视自己为译匠。川国校友、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在长年的翻译实践中，凝练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继而不断耕耘，成为国内鼎鼎大名的“传播学”翻译名家。
张欣：您方才谈的内容涉及对译者的要求。在您看来，优秀译者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是什么?
胡安江：我认为优秀译者应具备的核心素质是对翻译工作的热爱，此热爱甚至比语言水平和翻译能力更为紧要。怀抱“甘为译事负韶华”的信念，并将之作为一种本能冲动融入血液，这是任何一个翻译从业者在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等领域谋求长远发展的前提。傅雷等老一辈翻译家正是凭借对翻译的热爱，才能在翻译实践中孜孜以求，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部经典译作。2018年，川外校友、四川大学教授杨武能先生因其译介德语文学的卓越贡献，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若无对翻译事业刻骨铭心的热爱，这些鼎鼎有名的翻译大家用什么信念支撑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翻译工作?由此可见，这份热爱既是优秀译者不可或缺的品格素质，也是不同民族和文化为实现相互融通而应该对译者提出的基本要求。总之，译者必得怀揣对翻译事业的热爱，保有探求文化差异的热情，再辅之翻译能力与广博知识，方可担得起“桥梁”和“纽带”的称谓。
二、授业解惑
张欣：您方才所言都是针对译者的，在您看来，翻译教学人员又应当具备什么素质?
胡安江：正如译者要对翻译事业有一种天然的热爱，优秀的翻译教学人员也应该热爱翻译教学工作。换言之，翻译教学人员理应怀揣童元方教授强调的“译心”。此外，不仅要通实践，还要具备翻译理论素养，不能止步于教授学生以“术”，还要在此基础上传授学生以“道”，即不仅要教会学生具体的翻译技巧，还要引导学生探索与反思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再者，如今翻译产业与翻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翻译专业教师如果能主动将这些新变化、新特点融入自己的翻译教学，那么他一定能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教师。
张欣：具体而言，您的翻译教学理念是什么?
胡安江：我个人的翻译教学理念或能总结为三方面。其一是教学相长，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同时也扮演着学习者的角色。其二是教研相济，即教学和研究乃是相辅相成的，这要求教师从讲授者与学习者的身份转向翻译研究者的角色。其三是循证导向(evidence-based)，这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长栓教授时常强调的翻译专业教学信条。换言之，翻译专业教师应该具备循证的精神与理念，在翻译教学、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中体现对事实与真知的探寻与追求。
张欣：在您开设过的翻译实践类课程中，哪门课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原因是什么?
胡安江：我曾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过“英汉互译”课，这门课程囊括了英汉翻译教学与汉英翻译教学。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庄绎传教授编写的教材《英汉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此书既有翻译理论导学与英汉语言对比，又含精雕细琢的译文赏析，在编排方式与板块设计上可圈可点。《英汉翻译教程》使我非常享受整个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如果老师在课堂中非常享受，那他的课堂输出也会因此不同，学生也就能相应地收获更多。其次，我曾经使用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2000)中的一些经典篇目为素材，为本科生开设“翻译理论入门”课，在课堂中学生的认真与执着、师生的互动与交流、现场的热烈与激情，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
张欣：在您看来，英汉翻译与汉英翻译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有何差异?教学侧重点有何不同?
胡安江：对于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者而言，英汉翻译是“译入”，倚重母语能力生产译文;汉英翻译则为“译出”，依靠外语能力完成输出。在我看来，两者在课程体系中都应得到重视，学生双向翻译能力的养成是翻译专业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 认为理想的翻译是“译入”而非“译出”。诚如所言，长年累月的母语使用使我们能更为精准地把握母语，更能确保译入方向的输出质量。故而，英汉翻译是翻译教学的基础与根本。但课程建构理应基于此有所提高与深化，故也不能放松汉英翻译教学。在当前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之下，“译出”比例业已超过“译入”比例。恰如黄友义先生所言，当今我们正逐渐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前者指向“译入”，后者则指“译出”。中国现已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汉英翻译的功用和地位势必凸显。由此可见，我们绝不能忽视培养本土学生译者的“译出”能力。
张欣：依照您的翻译教学经验，您认为母语能力、外语能力和翻译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在教学中协调上述三者，您有什么建议?
胡安江：翻译能力乃是译者母语能力、外语能力和百科知识的综合体，译者要做好翻译实践，须在这三方面都有所储备。翻译专业教师理应意识到翻译水平不只取决于语言能力，还应重视学生对百科知识的把握。具体而言，翻译专业教学或可适当嵌入英汉双语阅读、英汉语言对比、名家名译赏析、翻译学术训练等环节，也可进行课堂形式创新，以翻译项目或翻译任务为依托建立翻译工作坊，以集体讨论与翻译批评为中心开展翻译工作坊。此外，还应引导学生主动摄取各式主题的百科知识，学生只有具备足够宽广的知识面和眼界，才能在翻译实践或翻译研究的路途上走得更远。
张欣：在您看来，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安江：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多有探讨。虽然许多资深译者声称自己在翻译实践中压根没有用到翻译理论，但对于有理论意识的人，翻译理论确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指导其翻译实践。当然，翻译理论最为重要的功能并非指导翻译实践，而在于分析、解释与预测翻译行为。若能对此功能有清晰的认知，我们的翻译教学势必会挣脱枯燥乏味的桎梏而变得生动有趣。此点虽为学界共识，但要贯彻落实并非易事，许多学生译者在接触翻译之初便对翻译理论心怀偏见，这是不应该的。学生理应在翻译专业教师的启迪与引导下，以兼收并蓄的胸襟接触并接受翻译理论，使之为今后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服务。
张欣：作为翻译研究者，您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上颇有心得，那译介研究是否在您的翻译实践教学中有所投射?
胡安江：近十年来，我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较为关注，这一领域自然在我的翻译实践教学中也有所体现。譬如，在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课堂中，我会有意识地植入一些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个案分析，分享翻译名家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实例。一方面，我可借此个案与学生探讨译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技巧和方法、原则和理念。另一方面，我由此将对翻译目的、翻译选材、交际功能、市场机制、读者意识等要素的探讨置于课堂的个案探讨当中。我发现这种因地制宜、基于本土的译例探讨更能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学生也收获颇多。更重要的是，它能将学生从机械的外语学习与译术训练中解放，使其置身于当今真实的文学语境中，并强化他们对中国优秀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与认知。
张欣：技术发展背景下，机器翻译的兴起提高了翻译实践的效率，不仅为翻译从业人员提供了便利，也为学生译者提供了“捷径”。请问您如何看待学生借助机器翻译手段完成翻译作业的现象?
胡安江：客观来讲，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但我的观点是:可以借助，但不要完全依赖。专业精神(profesionalism)是译者不可或缺的素质，翻译专业的学生理应具备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自觉性。学生倘若完全依赖机器翻译，并借此完成教学环节中的翻译任务，便等同于主动放弃打造与培养自身专业精神的机会，实属憾事。
三、专业建设
张欣：作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院长，您可否简要介绍贵院翻译专业的办学特色?
胡安江：作为国内较早设立翻译专业的培养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融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于一体，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第一，在课程设置上，我们紧扣国家政策，力求对接“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语境，邀请国内在外宣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联合开设“国际话语译介”课程。同时，我们兼顾翻译市场的客观需求，设立了“翻译与传播”“计算机辅助翻译”“翻译项目管理”等特色课程。第二，我们持续推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及毕业论文的多元化改革，以学生职业发展的多样性为导向，不拘泥于某种单一教学和评价模式。在毕业设计上，除了研究论文，我们还鼓励学生完成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习报告与翻译调查报告等多样化的毕业设计，甚至还将翻译作品认证纳入其中，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选择。事实上，翻译专业教学不应放松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因而我们始终贯彻“以赛促学”“以训促学”及“以项目促学”等人才培养理念，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翻译专业赛事与实习实训。譬如，川外翻译学院的涉外志愿者服务团队从最初建立到现今活跃在各类外事活动场合，业已成为学院乃至学校的一张名片。第三，学院与中国网、环球网、重庆医科大学海扶医院等多家机构合作，建立了13个翻译教学实践基地，从而让学生有机会置身于真实的翻译行业，在实战中实现自我提升。学校办学环节中的“翻译教学实践周”或值一提，该活动是我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的重要一环。我们通常在每学期期中开展多项口笔译实践活动，包括笔译大赛、公示语翻译调研、公共演讲比赛、国际会议模拟、翻译资格证书考试备考讲座、翻译名家系列讲座以及翻译行业与翻译技术系列讲座等。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翻译实践活动，我们希望予学生以课堂学习以外的平台，让学生从翻译行业视角深化对翻译的认识，培养学生对翻译事业的热情。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参与积极，实践周收效颇丰。例如，每学期的实践周，学生都会以报纸或刊物的形式总结其实践成果，从设计到文字，整个过程都体现了高度的专业精神。客观而论，学生的创造力与专业精神着实令我刮目相看，他们通过实践周活动充分发挥了课堂之内无法展现的能力，这全然契合我们翻译人才培养的宗旨。所以，这个活动我们还会一直办下去。
张欣：请问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发展给翻译专业的师生造成的冲击?
胡安江：在当下的翻译语境中，翻译工具琳琅满目，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突飞猛进，翻译活动中的对象文本也早已不再局限于文学经典这一单一类型，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时代更迭中的技术发展与行业变革无疑给翻译专业学生的适应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实际上，我非常相信学生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他们有着接受新生事物的天然条件。我最近在读《屏幕社交时代家长如何与孩子交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一书，书中提到当代年轻人自出生起便开始接触屏幕，对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兴事物早已见惯不惊。具体到翻译专业学生，我认为他们不得不拥抱翻译的新时代与新技术，并且我坚信他们有能力在这股时代大潮中生存、立足与发展。相较之下，我更关注翻译专业教师在行业变革中的表现。当今的翻译课堂上存在断层的问题，部分资深教师以质疑乃至排斥的态度对待翻译技术，这种心态并不利于自身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与适应，更有损于教师引领与示范功能的发挥。故而，适应技术发展不仅是翻译专业学生实际面临的问题，更是翻译专业教师应当思考并积极调整的方向。
张欣：相应地，在您看来，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又当如何调整以适应行业发展?
胡安江：这也是各大翻译专业培养院校都在思考的问题。翻译产业已然发生革命性变化，倘若课程设置无法回应这种变革，继续以传统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敷衍应付，无疑等同于走进死胡同。如此一来，翻译专业毕业生便会在他们完全陌生的翻译行业面前手足无措，进而无力对接翻译市场。因此，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的创新和变化实有必要。在我看来，翻译活动应当被视作一个连续体，它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具体而言，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技能的传授。事实上，翻译选材、翻译代理、翻译出版、市场调研以及译本的流通、传播、接受、效果、影响等“前世”和“来世”层面的关注亦不可或缺。如若意欲予学生此种全景式的理念，课程设置就需要体现翻译活动固有的连续性。这样设计与设置的初衷是对接时代和行业的发展，以求塑造学生的专业素养与专业精神，优化学生的职业前景。
后 记
访谈者借此表达对胡安江教授与肖维青教授的谢意。不只感谢胡教授在访谈之余就学术科研予访谈者以慷慨指点，更谢谢他欣然接受此次访谈，并在访谈前后花费了许多时间与心力。胡教授的悉心引导与帮助贯穿访谈始终，使访谈者获益良多。访谈者还要谢谢肖教授提供的宝贵访谈机会，她不仅在访谈前提供有益的建议与指导，密切关注访谈的进展，还在访谈后多次协助校阅访谈稿。两位教授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扶助后辈的学者风范使访谈者心怀感恩。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巴渝学者计划”特聘教授，重庆市第三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外语界面研究学会秘书长、重庆翻译学会秘书长、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与文化研究、翻译史研究、典籍英译研究、汉学家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话语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曾获“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专著《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获2014年重庆市第八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并入选2020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
访谈者简介
张欣，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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